Trio

和克莱德告别的那个下午，我错过了回市区的列车，在车站等候的三个小时便成了半年以来难得的闲暇。我两手空空，在下车入站的人流旁站了一会，最后走进了附近的速食店。店内的柜台和桌椅漆色新鲜，立式音箱却十分陈旧，在吉姆·莫里森《月球车》副歌部分戛然而止，发出滋滋的余响。我在这时遇到了塞利厄斯，他垂头丧气，坐在正对厨房的角落座位，后来我得知他那时的处境与我相似，我本不该走上前问候，而且如果我当时置身事外，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我没有思索太多，塞利厄斯将是我难得的挚友，我抱着这样的念头问他是否可以借座聊聊。他穿了一件深咖色的呢绒外套，领结和胸前的手帕都折叠得一丝不苟，但他用一种极其不相称的粗鄙口气拒绝了我，令我大吃一惊。我无意自讨没趣，就摆出例行公事的架子，将克莱德交代的话一字不差地转述给他，并告诉他我将在傍晚离开哨城，请他尽快决定。塞利厄斯神色自若地抬起头来，吐出许多我闻所未闻的典故，继而揪住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大发牢骚，末了他说：“请你转告克莱德，我没有打算放弃，也从未想过松懈半刻。她比我更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也甚至比我更了解我的决心。”我一言不发地记住了他的话，转身离开了速食店。哨城的新雪，低矮丛生的木槿和冬青，秘密人群，一望无垠的大理石广场，就这样静止在当天下午，唯独塞利厄斯式的自决日渐一日地刺痛着我，如同缓慢复活的雕像。我离开哨城后的十余年，没有打开塞利厄斯和克莱德的任何来信，数次搬家之后更是彻底与旧交失去了联络。直到上月，我在一场仓促的聚会里听到一位名声大噪的批评家朋友提起塞利厄斯，才得知他已经出版了好几册文论，又在欧洲结识了一大批雄心勃勃的游说客，过着令人称羡的生活。我于是发疯般地抽身回家寻找他的信件，连同克莱德的信件一起拆开，逐字逐句地阅读。这是我所有故事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