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的终结

我跑不动了。我对路易斯说。路易斯没有回头看我，向后招了招右手示意我跟紧，再然后，我感到她又加速往前跑。地上有很多掉落的枝叶，凸起的硬石头，还有一些未完全干涸的泥潭，路易斯有时轻轻蹦起来，有时侧身绕一小步，很快回到她原来的直线轨迹上，熟练得不像话。我讨厌她这样一声不吭地坚持着，但我更无法容忍自己被她丢下，于是我加倍卖力地跑，在困惑和恼怒的燃料里感受身体的疼痛。我好几次梦到这个场景，我对路易斯说，每次我们都不说话。梦是反的，利兹，路易斯冲我一笑。等气温再降一些，我打算去附近的公园跑步，现在我只想尽可能地避免让自己热起来，路易斯说。我问她夏天结束后搬去哪里。路易斯答，应该要搬回父母家住一阵子，脸上没有什么愁苦的表情，但吐出的词语是：更多战争，瞧好吧，烂掉的琐事，他们无动于衷。我点点头。路易斯平静地看着我。她身后的窗户被傍晚的光线照亮，窗台左侧有一个空水杯和一个牛皮纸袋，旁边有一本摊开的书，中间一页纸被折了起来。

次日清晨我动身去基奥内岛参加一个研讨会。除我之外，会议里还有好几个研究政治极化的学生，我们凑在一块讨论新鲜的定义和模型参数，有时把视线聚集在某个人的电脑屏幕上，知道我们找到了一些好的证据。好的——符合情理的我们愿意相信的——证据，和一些很小声的、几乎不存在的叹息。接着我们合作写更长的论述，每个人都添了几笔，其中一位写了好几个长段（乔昆就是这位能说会道的学生），后来我们一起审稿时，所有人都露出满意的神情，用笑容鼓励彼此。另一些时候，我们靠在椅背上等待浓缩咖啡和冰啤酒，乔昆喜欢抓住这些间隙打趣说我过于紧张，应该放松一点，多多享受闲暇。乔昆很擅长让人快乐起来，我也迅速适应了他的快乐。我在写给路易斯的信里说，乔昆让我想到布莱诺，倒不是因为某种相似性，似乎是因为这两位呈现出彻底的垂直，你把布莱诺横向切开，就可以得到一个乔昆的纵轴，他在这个纵轴上的影子让我快乐。路易斯很快回信，请我务必找时间聊聊这个几何问题。我在建筑群北侧偏僻的人行道上边笑边走，一瞬间觉得自己轻快了起来，同时有一点失落。基奥内岛的夕阳和埃市的夕阳别无二致。

一年前我和布莱诺视讯。当时他还在念书，借住在一间长辈朋友空出来的城郊公寓里。我去过类似公寓做客，不由自主地提前思考应该带什么样的葡萄酒，但直到走入市中心一家装潢新潮的酒馆里，我依然毫无头绪。最后，我随机选了两瓶价格适中的新酒，并额外花时间为它们编写致辞，把产地、年份和主人的过往经历编织在一起，仿佛这确实是为他们量身选定。当然了，宾主都不会在意这些，从进门那一刻开始，我便会踏入一个和睦温馨的同温层里，不断付出和收到赞同。我问布莱诺近况如何。布莱诺把摄像头换成后置，给我看下午刚送到的扶手椅。椅套和脚凳都是宝蓝色的麂皮绒。很好看，我说，可以想象你坐在上面读报纸。布莱诺在画外说自己不读报纸。不过朋友来家里做客时一定会争抢它，客厅里得有这样一个座位，布莱诺说。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发现地板的实木色比椅背的颜色更暗一些，不仔细看可能无法察觉。那你坐哪里？我问布莱诺。随便坐！布莱诺认为自己是可以席地而坐的人。我悄悄移开目光，告诉他最近我在学校工作。电价很高，我不想在公寓里开空调，我说，试着省吃俭用。布莱诺惊讶地发出一个拖长的语气词。我没有提到夜晚。在轰隆作响的空调前方入睡时，我不再思考这些秘密。热空气里只有停滞的工作。

我很快知道自己喜欢乔昆，但我向路易斯隐瞒了这点，只是告诉她我在计划写一篇新的小说。路易斯在母语国家做一份朝九晚五的规律工作，下班之后，她偶尔搭车去较远一点的农贸市场买当天捕捞上岸的海鲜，有次在途中给我传讯息，说她在尽力忍受父母，她想不通为什么母亲无法离开一个地狱家庭。路易斯很少向我口头描述她母亲，但对于她父亲，路易斯作出过不少痛快的审判——他心里只有那套陈旧的秩序。他是个疯子，即便他没有临床的病理诊断。他毁掉了这个家庭。他没有资格获得她的原谅。听路易斯说这些时，我脑海里浮现出父亲挥舞遥控器教训我的画面，又几乎下意识地把这些画面切掉，像坐在电视机前换台。我可以体会，我想要说得轻一些，却不知道如何确切发送。路易斯传来一些照片：她买到的小牡蛎、带鱼、银鲳鱼，还有海蜇，价格比在埃市购买次等的冷冻海鲜低得多。我删掉了上一句话，一连发出几个感叹号，说我很羡慕。我想再和路易斯聊聊乔昆，但不知从何说起。我得找一些我们共有的记忆作为对话的线索——哪怕这个线索往往是布莱诺——要不然，我担心路易斯会逐渐对我失去耐心，就像我逐渐对布莱诺失去耐心那样。面对这类递推问题我总是力不从心，我只能确保自己不是倒下的那块骨牌。

然后我开始写一些无法寄出的信。六月在基奥内岛的会议结束后，我又立马去桑格温城见导师，报告目前的论文进度，顺便告诉他我不打算休假，七八月份我也会保持工作。导师不理解我的计划，说八月份他不会读邮件，我欣然接受。我不能放弃奄奄一息的项目。之后我回到埃市，打开这一路上我写下的文档，发现里面有这样一段：从宿舍去机场的电车上，有个男人沿着过道向我走来。我不认识这个人，但就在他即将与我的行李箱擦身而过时，我发现自己在思考他是否会突然刺伤我。我感到这个念头很有趣。对我本人来说，这个假设如果成真，它就是恐怖、甚至致命的，至少是令我费解的。但它仍然很有趣。所以我开始怀疑，那些我认为有趣的事情是不是总会隐含着一丝残酷。就像我觉得与一位来自西欧的军火制造工人对话很有趣，随口打赌年底之前会不会有另一场战争，或者俄罗斯人需要多长时间才会彻底崩溃，不得不说，这些事情听上去都有趣。但是，一切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末尾没有写日期。）我想把这些话附在给路易斯的信里，但我忍住了，我不想在她面前谈论这些轻飘飘的东西，我已经离她够远了。我想要更郑重一些，讨论真实存在的困难——比如俄乌开战后，埃市的燃油价格翻了快四倍，物价也在疯涨，不再购买有机蔬菜、挑选打折面点又能省下多少钱呢？我和学校签订的劳动合同并不正规，如果不会说德语又填错社保单，那就做好准备过一阵雪上加霜的日子。陈述这些琐事的时候，我把这些年来鹦鹉学舌习得的学究做派藏得很好。虽然我并不是特别缺钱，账户上的数字也让我安心，那句话怎么说，要时刻给自己准备一笔“去你的”基金，我知道自己有这笔钱，但我不敢直视这种余裕。然而，面对布莱诺时，我觉得余裕并不存在；面对乔昆时，我意识到自己捉襟见肘之处不在于物质。臆造和现实中的参照系将我架空了。我像一只躯干被困住的长臂猿，但展开手臂可以碰到很多酸酸甜甜的果子，我狼吞虎咽地吃掉了这些果子，红褐色的汁水顺着我的胸膛流下来。

七月底在本市的一次交流会里，我再次碰到乔昆，他身上洋溢着热情和简单纯粹的战斗力，我从远处很快认出他的背影，也看到他架在后颈的巨大墨镜。我径直走过去问候。乔昆正在讲述他从奇美拉山的北侧一路骑车赶到南麓村庄的旅途。乔昆说，这次在途中没有露宿（他之前给我看过在空心水泥柱体里铺设睡袋的照片），因为他的女友禁止他这么做。全程耗时比预计时间快了大半天。大家为他的胜利庆贺。祝贺你，我对乔昆说，我们真是太不同了。乔昆温和地笑着。交流会结束后，一行人提议去河边吃点东西，我本不想去，可想到和乔昆待在一块的时间不多，最后还是答应了。我有些不自在地跟在人群后面，听一些物理研究生讨论社会学问题、天气、采样偏差，以及另一些社会学家讨论数据源和餐前的开胃薄饼。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和意见的龃龉被别致的语汇包裹着，人们的眉头是舒展的。我想到乔昆说，重要的是和人保持联系。我有点难过。我们沿着一条林荫大道走了十多分钟，风几乎没有，街道上的气味很干净，我们在烈日下眯着眼睛。后来，人群散入街边几家面包房、咖啡店和快餐披萨店里，约定在运河口附近的石桥集合。我什么都没有买，也感受不到饥饿。走在我身边的乔昆突然问我德语学得怎么样了。不怎么样，我说，我根本没有认真学。

乔昆很快成为我在埃市最熟悉的伙伴。我们分属不同的科系，我在工程学和社会学的交叉部门，乔昆起先在哲学系，后来转到了政治学系，能够和布莱诺侃侃而谈。布莱诺看上去也很欣赏乔昆。我介绍两位认识时，他们在我面前聊了很久，勾肩搭背地成为了朋友。布莱诺和我一样出身于小镇，我们的部分灵魂受工作掌控，不过他比我更浪漫一些，喜欢看铅色年代的恐怖电影。刚入学那年，几个同学常常把我和布莱诺放在一起做比较，原话是“除了性别其他都很相似”，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故意没有接话。二十四岁的我不再相信旁观者视角里的“相似性”，但十四岁的我对此执迷不悟，对我和布莱诺之间的友谊充满信心。布莱诺阅读黑塞，我也阅读黑塞，布莱诺练习演绎论证，我也练习演绎论证，以确保我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年幼的我熟练掌握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对父亲我使用挑衅、造反的语言，对母亲我转述谎言和暴力，对老师我可以无穷无尽地写漂亮话，对朋友我则能迅速捕捉到对方的语法，然后像镜子一样映射回去。我的语言里充满虚伪的气泡，直到我认识路易斯。路易斯是唯一一个戳破我把戏的人。当时我向她展示几首后来不再保存的诗歌，大部分是写青少年时期的伤感，有几首写破碎的社会契约。路易斯沉默了一会，很认真地问我，为什么写这些？我说自己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并不明白，思考从我放弃鹦鹉学舌的那一刻才可能开始。

我一边回忆这些，一边沿着河岸往主桥的方向走。乔昆走在我的右侧，看上去也在想一些心事。步道两侧的长椅上坐满了带着墨镜的游客。人们把手指放在相机的快门键、冰淇淋纸碗的碗沿和自己的胯部，孩子们从我的身边跑过，手臂和后背的皮肤被晒出新的颜色。太热了，我恨夏天，我说。我就不需要这么多光线。乔昆也戴着墨镜，一头深色卷发在阳光下越发油亮美丽。利兹，这还不算夏天，乔昆说，三十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春天。我知道乔昆来自因吉亚南部临海的一个旅游城市，所以并不意外。乔昆突然变得有点激动：去年他回家的那几个星期，莱斯洛托打破了高温纪录，四十六度。我配合地睁大眼睛。我问乔昆，在家里开空调吗？四十六度，怎么可能？我察觉到自从我放弃学习新语言之后，我就不得不用一种蹩脚的口音进行采访，同时难免自惭形秽。好在乔昆是个善良的人。所有人都在度假，利兹，乔昆说，他和几个兄弟姐妹去年在山里骑车，翻新了度假别墅里的洗手间，把玄关和厨房的墙面重新漆了一遍。我说听上去很充实。乔昆摇了摇头，说全球变暖远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再乘坐飞机。他现在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我看了看手表，下午六点十八分。布莱诺的毕业论文也有讨论气候变化，我说，你们一定有很多可聊。乔昆说先把工作放一放。我觉得也是。

七点不到五分钟的时候，路易斯传来信息，说她现在就要搬出去住。她受够了。她感到自己走入了一个陷阱。为什么她到今天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我的手机放在一张格纹餐垫的角落，屏幕亮了几次，通知列表里全是路易斯喷射而来的短句。乔昆坐在我的对面，和他的女友靠在一起，我们短暂地聊了几句，然后乔昆凑到另一侧去看其他人的海滩照片。就在我思考要不要回复路易斯信息的时候，人群突然起哄打趣乔昆，说他是性别主义者，乔昆面色轻松，其他几个人则半开玩笑地调侃起学校的性别研究部门，说他们培养出一批满嘴空话的天才，天天盯着一些绝对值的差异不放，实际上不关心工会具体的工作进度。我心里乱极了。或许路易斯应该和乔昆聊聊，我想，这样她就会知道碰一鼻子灰是什么感受。乔昆的背挺得很直，我想努力跟上他们的对话，可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像抽奖转盘那样一刻不停地重置，话题和烟头一起落在草地上。我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等待夏天结束、聚会结束，等待空气冷静下来。这些心愿如同定时炸弹一样让我紧张。我很喜欢乔昆，但乔昆的声音渐渐和他周围的戏谑声音混在一起，令人不安。越是如此，越是要悉心分辨，我对自己说。我拿起手机开始打字。做好计划，路易斯，用你最快的速度离开。我发现自己的手指在颤抖。除了空虚的信心我不知道能提供什么。况且，我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在帮助朋友，还是在自作聪明地掠夺更多。我想到乔昆在基奥内岛的夜晚说，没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我无法把这样正确的话转述给路易斯。

三天后的下午，布莱诺终于回信。几乎没有人在等这封邮件，但当我看到邮箱提示框里出现布莱诺的地址时，还是短暂地舒了口气。大概半年前我和路易斯建立了这个邮件小组，初衷是维持一个稀松的语境，只是三人保持统一的规律回应彼此并不容易，很快我们就分裂成三个两两对话的窗口。布莱诺在这封迟到的邮件里说他最近换了工作，下周会搬去更北边的城市住，老公寓的租约年底才到期，如果我和路易斯愿意，随时可以过去借住。我不知道他已经从之前的免费住宿里搬走，也有可能我听过类似的信息但没有在意。布莱诺接着写，前段时间他和老板一起参加在埃市附近的展会，原本可以找机会碰面，可惜日程安排得很紧，抽不出空到处转转。后面他用整整两段话写展会方不尽如人意的住宿安排——他和老板被各自分到了双人间，不得不和其他部门的同事共用一个淋浴房。酒店的单人间还剩了几个，谢天谢地，布莱诺写道，他和老板第二天就自费换去住单人间，只不过他的那间窗户正对着停车场，没什么风景可看。布莱诺把展会内容描述得很详细，用了很多拼接起来的长名词，遣词造句都很考究。我跳去读最后一段：餐食还过得去，份量是小了些，但他也理解经济形势不好。路易斯隔了两周回复说，不要紧，她最近也在忙其他的事，小说习作的共读会可以再议。收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我刚刚吃完午餐，正在和乔昆聊无条件的支持、个体能动性之类的大问题。和灵活的乔昆相比，我显得古板木讷，内心有坚不可摧的自我。而我说出口的却是：我找不到某个坚固的核心，我的碎片到处都是。乔昆说，用不着建立那样的核心。显然是在安慰我。

再然后，秋天到来，轮到我为搬家痛苦。房东执意涨租两百欧，我猜测他已经找到了新的租户，想故意说一个我负担不起的房租数字。在埃市找到同等条件的单人公寓并不容易，我看了看户头的“去你的”资金，最后还是决定搬走，只是拜托房东再宽限一个月。房东的脸皱起来，说最多再给我两个星期，搬走前记得把地毯和浴室下水道仔细清理一遍，否则押金一分也别想拿到。我想把支票摔到他的脸上，不是像电影里一夜暴富的复仇者那样掏出真正的百万支票，而是写无数张零钱支票，用小数点、粗制滥造的印刷纸张，和我通过模仿学会的无产者宣言切断他的自尊，让他也尝尝中产愧疚的折磨。快到傍晚的时候，我又打开了布莱诺的邮件窗口，顿时不知道这样的斗争还有什么意义，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知道很多审判就到此为止了。隔日夜晚是乔昆的告别派对。乔昆说他正在收拾回因吉亚的行李，后天下午坐长途汽车回去，要一连坐上六个小时，屁股都要坐碎了。这条信息在群里收到很多表情回应，香槟酒杯，红色舞娘踢踏，火焰和五彩心脏，还有我送出的一颗流星。我一直工作到凌晨，把写给导师的邮件保存在草稿箱里，感到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很疲倦，但是不忍心就这样结束。我想听听路易斯的声音，这个时候她说不准还在睡觉，我们很久没有看到相同时区的落日。我起身去找路易斯去年寄来的贺卡，我记得贺卡封面是一列飞驰的红色火车，内页写着，我们一起坐在这列逃亡火车里，尽管茨威格看不到我们。这张贺卡曾经给了我无限勇气，但我记不起自己把它夹在哪里，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仍旧和路易斯坐在一起。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后面的事情可以再等等。然后我发现自己走在从告别派对回家的路上，夜空里的云层像丝绒一样纯洁柔软，风从我的耳后吹过。我从梦里醒来。